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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制范围内允许园户与商人进行直接交易，因此私贩茶现象有所好转，但是宋政府仍然加强了对商人持引的规定，商人在整个贩茶过程中茶与引必须相随，“如行不随茶，并依客人兴贩引不随茶条法断罪施行”。
禁榷制度发展到宋代，“越来越加强，到蔡京集团当权达到了极点，茶、盐、酒等征榷制更加严密和完备”。
但是值得注意的是，宋代的禁榷制度虽然如此发达，但也并非想象中的无孔不入，有宋一代，自由商业一直是存在的，政府对禁榷之内的物品视具体情况予以不同程度的开放，如食品、服装等民间日常生活用品，一般由民间资本自由经营，国家则予以宏观管理。
粮食、纺织品、药品等，由民间资本和国家共同经营。
即使是榷货中最重要的食盐、茶、酒曲，甚至是绝对由国家控制的海外贸易，也都予以不同程度的开放。
宋自削平诸国，天下盐利皆归县官。官鬻、通商，随州郡所宜，然亦变革不常而尤重私贩之禁。
天下之茶，多由政府垄断，惟于川、陕、广南，听其自由卖买，这便是自由贸易制。
至于宋榷酒之法：诸州城内皆置务酿酒，县、镇、乡、闾或许民酿而定其岁课，若有遣利，所在多请官酤。
三京官所造曲，听民纳直以取。
太宗时，置榷署于京师，诏诸蕃香药宝货至广州、交阯、两浙、泉州，非出官库者，无得私相贸易。
其后乃诏：“自今惟珠贝、玳瑁、犀象、镔铁、鼊皮、珊瑚、玛瑙、**禁榷外，他药官市之余，听市于民。”
“官鬻”指由食盐由官府自卖，禁止私贩，这是全面专卖；而“通商”则指令商人纳银于官，领盐发卖，这是局部专卖。
茶在川、陕、广南是准许自由买卖的。
酒在县镇乡闾也是可以民间自酿的。
由于对海外贸易的过分禁榷遭到了反对，舶货也被分成了禁榷物和放通行物，而放通行物是允许自由买卖的。
榷茶是宋代禁榷制度中最重要的内容，其榷法也是很严格的，然而在宋代不同时期、不同地区，其政策也是各不相同的。
官买禁榷即由政府统买统卖，实行专卖，卖引法和合同场法是在政府监控范围下允许园户和茶商直接买卖，通商即为允许商人自由买卖茶叶。
宋代的禁榷如此发达，并不是偶然的，其与一定的历史环境是分不开的。
宋政府加强禁榷制度，首当其冲就是为了维持政府的财政收入。
因为宋朝建国初期，统治者吸取了唐五代藩镇割据的教训，在财制上实行高度的集权，三司和三司使拥有着强大的财权，皇帝对财政的直接控制也得到加强，所以宋初的财政状况基本上稍好。
但到了太宗统治后期，不注意控制财政开支，冗费问题初步显露，随后问题越来越严重，南宋时又面临着强大的金国，战事失败，财务空虚，二者又互为因果互相推动。
宋代冗费中最突出的是冗官和冗军。
宋朝政府广开科举，遍布恩荫，官僚机构日益庞大。
太宗在位二十年，仅以科举取士，“登第亦近万人”，“景德、祥符中，文武官总九千七百八十五员。
今内外官属总一万七千三百余员，其未授差遣京官、史臣及守选人不在数内，较之先朝，才四十余年，已逾一倍多矣”，到嘉祐八年，官吏“十倍于国初”。
当然，这些统计还不包括不入品的小吏，而小吏的数量势必是随着官员数量的激增而相应增加的。
于是冗官的问题既然出现了，解决的办法似乎只有两个，一个是裁汰冗员，一个是增加财政以应付。
为了保证中央绝对的集权，宋代政府去冗的努力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绩，反而给了官员极优厚的待遇，中级官员如“太常博士以上春、冬绢各十匹，谕德以下春加罗一匹，冬绵三十两，余客绢七匹”。
宰相、枢密使则“春冬服各绫二十匹，冬绢三十匹，绵百两”。
为了维持庞大的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转，所需要的耗费当然可想而知。
整个宋代国家多事，为了御外安内，宋代军队数量的增加也达到了惊人的程度。
据宋史》卷一八七兵志》记载，宋朝前期常备军总数为从开宝年间的三十多万人，到庆历年间的九十多万人，不过九十年间，总数增长了二倍多。
可政府的军费开支又如何呢？
仁宗朝三司使蔡襄曾撰文记，臣约一岁总计，天下之入不过缗钱六千余万，而养兵之费约及五千，是天下六分之物，五分养兵，一分给郊庙之奉、国家之费，国何得不穷？民何得不困？
要知道宋朝实行募兵制，政府出于军事上的考虑，战后没有大幅度地裁军，数量如此众多的常备军，确实给政府财政带来巨大的压力。
为了摆脱“国穷民困”的局面，政府于是越来越重视增加收入。
西北三边有百万待哺之卒，茶盐之利尽归于官尚恐不足，如废禁榷制则“三军之食于何取之”？
于是无奈之下，政府只有加强了能够带来巨大收入的禁榷制度。
以上还只是宋代蠹耗费用的部分情况，再加上其他的如供祭祀和皇室日常开支等，宋代财政时常入不敷出。
胡铨在论议和》中是这样论述的：今日之患，兵费已广，养兵之外又增岁币，且少以十年计之，其费无虑数千亿。
而岁币之外，又有私觌之费；私觌之外，又有贺正、生辰之使；贺正、生辰之外，又有泛使。
一使未去，一使复来，生民疲于奔命，帑廪涸于将迎。
因需财之亟，而求入纳之广，能够即时起效的禁榷制度，当然成为宋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首选。
商品经济发展到了宋代，已经达到了中国封建史上的高峰，非农业税收在宋政府的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，神宗以后，宋朝财政来源绝大 -->>
控制范围内允许园户与商人进行直接交易，因此私贩茶现象有所好转，但是宋政府仍然加强了对商人持引的规定，商人在整个贩茶过程中茶与引必须相随，“如行不随茶，并依客人兴贩引不随茶条法断罪施行”。
禁榷制度发展到宋代，“越来越加强，到蔡京集团当权达到了极点，茶、盐、酒等征榷制更加严密和完备”。
但是值得注意的是，宋代的禁榷制度虽然如此发达，但也并非想象中的无孔不入，有宋一代，自由商业一直是存在的，政府对禁榷之内的物品视具体情况予以不同程度的开放，如食品、服装等民间日常生活用品，一般由民间资本自由经营，国家则予以宏观管理。
粮食、纺织品、药品等，由民间资本和国家共同经营。
即使是榷货中最重要的食盐、茶、酒曲，甚至是绝对由国家控制的海外贸易，也都予以不同程度的开放。
宋自削平诸国，天下盐利皆归县官。官鬻、通商，随州郡所宜，然亦变革不常而尤重私贩之禁。
天下之茶，多由政府垄断，惟于川、陕、广南，听其自由卖买，这便是自由贸易制。
至于宋榷酒之法：诸州城内皆置务酿酒，县、镇、乡、闾或许民酿而定其岁课，若有遣利，所在多请官酤。
三京官所造曲，听民纳直以取。
太宗时，置榷署于京师，诏诸蕃香药宝货至广州、交阯、两浙、泉州，非出官库者，无得私相贸易。
其后乃诏：“自今惟珠贝、玳瑁、犀象、镔铁、鼊皮、珊瑚、玛瑙、**禁榷外，他药官市之余，听市于民。”
“官鬻”指由食盐由官府自卖，禁止私贩，这是全面专卖；而“通商”则指令商人纳银于官，领盐发卖，这是局部专卖。
茶在川、陕、广南是准许自由买卖的。
酒在县镇乡闾也是可以民间自酿的。
由于对海外贸易的过分禁榷遭到了反对，舶货也被分成了禁榷物和放通行物，而放通行物是允许自由买卖的。
榷茶是宋代禁榷制度中最重要的内容，其榷法也是很严格的，然而在宋代不同时期、不同地区，其政策也是各不相同的。
官买禁榷即由政府统买统卖，实行专卖，卖引法和合同场法是在政府监控范围下允许园户和茶商直接买卖，通商即为允许商人自由买卖茶叶。
宋代的禁榷如此发达，并不是偶然的，其与一定的历史环境是分不开的。
宋政府加强禁榷制度，首当其冲就是为了维持政府的财政收入。
因为宋朝建国初期，统治者吸取了唐五代藩镇割据的教训，在财制上实行高度的集权，三司和三司使拥有着强大的财权，皇帝对财政的直接控制也得到加强，所以宋初的财政状况基本上稍好。
但到了太宗统治后期，不注意控制财政开支，冗费问题初步显露，随后问题越来越严重，南宋时又面临着强大的金国，战事失败，财务空虚，二者又互为因果互相推动。
宋代冗费中最突出的是冗官和冗军。
宋朝政府广开科举，遍布恩荫，官僚机构日益庞大。
太宗在位二十年，仅以科举取士，“登第亦近万人”，“景德、祥符中，文武官总九千七百八十五员。
今内外官属总一万七千三百余员，其未授差遣京官、史臣及守选人不在数内，较之先朝，才四十余年，已逾一倍多矣”，到嘉祐八年，官吏“十倍于国初”。
当然，这些统计还不包括不入品的小吏，而小吏的数量势必是随着官员数量的激增而相应增加的。
于是冗官的问题既然出现了，解决的办法似乎只有两个，一个是裁汰冗员，一个是增加财政以应付。
为了保证中央绝对的集权，宋代政府去冗的努力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绩，反而给了官员极优厚的待遇，中级官员如“太常博士以上春、冬绢各十匹，谕德以下春加罗一匹，冬绵三十两，余客绢七匹”。
宰相、枢密使则“春冬服各绫二十匹，冬绢三十匹，绵百两”。
为了维持庞大的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转，所需要的耗费当然可想而知。
整个宋代国家多事，为了御外安内，宋代军队数量的增加也达到了惊人的程度。
据宋史》卷一八七兵志》记载，宋朝前期常备军总数为从开宝年间的三十多万人，到庆历年间的九十多万人，不过九十年间，总数增长了二倍多。
可政府的军费开支又如何呢？
仁宗朝三司使蔡襄曾撰文记，臣约一岁总计，天下之入不过缗钱六千余万，而养兵之费约及五千，是天下六分之物，五分养兵，一分给郊庙之奉、国家之费，国何得不穷？民何得不困？
要知道宋朝实行募兵制，政府出于军事上的考虑，战后没有大幅度地裁军，数量如此众多的常备军，确实给政府财政带来巨大的压力。
为了摆脱“国穷民困”的局面，政府于是越来越重视增加收入。
西北三边有百万待哺之卒，茶盐之利尽归于官尚恐不足，如废禁榷制则“三军之食于何取之”？
于是无奈之下，政府只有加强了能够带来巨大收入的禁榷制度。
以上还只是宋代蠹耗费用的部分情况，再加上其他的如供祭祀和皇室日常开支等，宋代财政时常入不敷出。
胡铨在论议和》中是这样论述的：今日之患，兵费已广，养兵之外又增岁币，且少以十年计之，其费无虑数千亿。
而岁币之外，又有私觌之费；私觌之外，又有贺正、生辰之使；贺正、生辰之外，又有泛使。
一使未去，一使复来，生民疲于奔命，帑廪涸于将迎。
因需财之亟，而求入纳之广，能够即时起效的禁榷制度，当然成为宋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首选。
商品经济发展到了宋代，已经达到了中国封建史上的高峰，非农业税收在宋政府的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，神宗以后，宋朝财政来源绝大 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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