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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约是一年前，年关将近，我微博刷到了女研究生自杀未遂的报道，撰稿人是陈燃。当时热度蹭蹭往上涨，舆情势不可挡，我太过震惊，全神贯注盯着手机屏幕，以至于完全没听见李免讲话。
“嘶。”直到被拍了下脑门，“看什么呢？”
“啊？”
“手挪一下，帮忙能不能专心点。”
“哦哦哦，”这才收回挡着的手，看他把春联贴好，退开一步问我，“有没有歪啊？”
“特别正，真厉害。”
李免哼了一声，对这种不走心的吹捧还是挺受用。他弯腰去捡门口散落的双面胶条，顺口问道：“手机上看见什么了？”
“网上爆出个新闻，有学生被导师逼得自杀了，还好人救回来了。”
“怎么总有这种事，”他边开门边搭话，“这新闻能发出来也是不容易。”
我跟着进了屋，往沙发上一瘫，若有所思：“这个记者我认识，当初一起在报社实习，我们都是肖敬带的。”
“是么？”李免回忆状，“我记得你实习完就打消当记者的念头了啊，人家正相反？”
“嗯……”我撇撇嘴，故作玄虚，“这就是命运。”
“你当时是闯祸了吧？我记得。”
“一起闯的。”
不是给自己找借口，当年确实和陈燃一起闯了祸，也把我们引向了不同的职业选择。
“那件事之后我不想当记者了，她反而坚定走这条路，是因为我们性格不一样。她本质是个乐观主义者，我本质悲观。”
李免斜靠在桌角吃牛轧糖，揶揄：“你嘻嘻哈哈没心没肺的，没看出悲观。”
“那你就是没触及到我精神实质。”
他一愣，噗嗤笑出声，糖差点掉出来，咬在齿间含糊道：“那你本事够大的，藏了 20 多年。”
我正有感而发，难得带点深度，懒得理他打岔，继续讲：“当看到一些阴暗面的时候，人本能都会想逃的，但回过神去思考，会得出不一样的答案。乐观的人努力让事情变好，哪怕能力有限，悲观的人觉得这里好多苦难，需要另辟蹊径。”
李免沉默半晌，顺手扔过来一颗糖，随意说：“另辟蹊径也是为了让事情变好，鲁迅不是弃医从文吗，你是弃记从影，是不是姜经理？”
“什么啊……”毕业后进院线工作近 5 年，还算顺利。我被他逗乐了，把糖塞口里，讪讪回道，“升职还没准呢，别这么喊我。”
“没想到我娶了个女强人，何德何能。”他摇头道。
“哎你够了啊！”话是这么说，其实嘴角都咧到耳边去了，真是和李免一个德行。
笑完闹完，我安静下来，想起肖敬当时的评价。他说我是现实主义，陈燃是理想主义，可能有一定道理。
为了竞选宣传委员，给自己树立了当记者的梦想，转念就改成当大队委员；为了逃避高数，考研进报社实习，遇到阻碍，也不出所料地调转了方向。
没有理想的人平凡又现实。
至于陈燃呢，我早知道她会成为优秀的记者。晚上翻手机，看到肖敬也发了一则朋友圈。
他说：听说社里乱套了，一晃好像回到七年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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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 年暑期，依旧在实习。那是很平常的一天，开选题会，我和陈燃在报社楼下碰见了，一起进门的时候，留意到一个老太太。
身材佝偻，头发半白，满脸褶子，表情痴钝。大夏天穿了件长袖衬衫，款式很像 80 年代女工着装，好几处洗脱色了。
她蹲在报社边的台阶上，离遮阳的门廊几步之遥，抱着一张黑白照片，和一块写着大字的纸板。我俩不约而同慢下步子，看清楚上面的字：
还我公道。
实际上报社门口常常出现这样的人，用笨拙徒劳的方式寻求曝光。时代走得太快，把他们远远甩在身后，网络话语空间扩大，对另一部分人来说是越发求助无门。
目光相接，读懂了对方的想法。陈燃无奈说：“我感觉她要中暑了，一点阴凉都没有。”
“因为保安不会让她靠近啊。”我叹口气，左顾右盼道，“咱们也管不了，要不给她买瓶水吧。”
看看表，时间尚早，我做了第一个错误决定。我俩在附近便利店买了矿泉水，递过去，被婉拒了。
她问我们是不是记者，眼睛浑浊但殷切。
当时光污染那篇稿子已经见报，陈燃回答是实习记者，被她小心翼翼握住手腕，像是抓住救命稻草。
我们俩站着，她蹲着，那种被仰望恳求的滋味特别难受，让人自然而然屈下膝盖……后续发展就是接二连三的错误。
我和陈燃花了 15 分钟听她讲述种种不公，由拆迁引发的一系列悲剧：活了大半辈子，家和亲人都没了，跟社会脱节，讨要公道四处碰壁。
她说，报社里的记者都是文化人，她信得过。
学新闻是为了什么？是不是该努力把这世界的沟壑填平一点！那种使命感冲上脑门，真能把人席卷得渣都不剩。我俩躲过保安，把老太太偷偷带进了社里，信誓旦旦要请肖敬主持正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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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果不如人所料。老太太没有呆在座位等我们，而是冲进了选题会现场。她信得过记者，大概信不过实习记者，得到伸冤的机会，就要用自己“闹”的经验。
我和陈燃傻眼了，但根本拦不住，很快就失控了。她抱着照片做到会议桌上哭嚎，去抓那些记者讨公道，嘴里喊着要去死之类的话，好像真的一仰头人就要过去。
没人敢动她，年纪大了，都怕闹出人命。混乱争执中，老太太不知道从哪掏出一把纸钱往空中撒，一瞬间所有人都定住了，黄色的纸钱飘到头上，落在桌上，又被踩在脚下。
肖敬气到冒烟，大骂：“你们俩给我出去！叫保安！报警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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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约是一年前，年关将近，我微博刷到了女研究生自杀未遂的报道，撰稿人是陈燃。当时热度蹭蹭往上涨，舆情势不可挡，我太过震惊，全神贯注盯着手机屏幕，以至于完全没听见李免讲话。
“嘶。”直到被拍了下脑门，“看什么呢？”
“啊？”
“手挪一下，帮忙能不能专心点。”
“哦哦哦，”这才收回挡着的手，看他把春联贴好，退开一步问我，“有没有歪啊？”
“特别正，真厉害。”
李免哼了一声，对这种不走心的吹捧还是挺受用。他弯腰去捡门口散落的双面胶条，顺口问道：“手机上看见什么了？”
“网上爆出个新闻，有学生被导师逼得自杀了，还好人救回来了。”
“怎么总有这种事，”他边开门边搭话，“这新闻能发出来也是不容易。”
我跟着进了屋，往沙发上一瘫，若有所思：“这个记者我认识，当初一起在报社实习，我们都是肖敬带的。”
“是么？”李免回忆状，“我记得你实习完就打消当记者的念头了啊，人家正相反？”
“嗯……”我撇撇嘴，故作玄虚，“这就是命运。”
“你当时是闯祸了吧？我记得。”
“一起闯的。”
不是给自己找借口，当年确实和陈燃一起闯了祸，也把我们引向了不同的职业选择。
“那件事之后我不想当记者了，她反而坚定走这条路，是因为我们性格不一样。她本质是个乐观主义者，我本质悲观。”
李免斜靠在桌角吃牛轧糖，揶揄：“你嘻嘻哈哈没心没肺的，没看出悲观。”
“那你就是没触及到我精神实质。”
他一愣，噗嗤笑出声，糖差点掉出来，咬在齿间含糊道：“那你本事够大的，藏了 20 多年。”
我正有感而发，难得带点深度，懒得理他打岔，继续讲：“当看到一些阴暗面的时候，人本能都会想逃的，但回过神去思考，会得出不一样的答案。乐观的人努力让事情变好，哪怕能力有限，悲观的人觉得这里好多苦难，需要另辟蹊径。”
李免沉默半晌，顺手扔过来一颗糖，随意说：“另辟蹊径也是为了让事情变好，鲁迅不是弃医从文吗，你是弃记从影，是不是姜经理？”
“什么啊……”毕业后进院线工作近 5 年，还算顺利。我被他逗乐了，把糖塞口里，讪讪回道，“升职还没准呢，别这么喊我。”
“没想到我娶了个女强人，何德何能。”他摇头道。
“哎你够了啊！”话是这么说，其实嘴角都咧到耳边去了，真是和李免一个德行。
笑完闹完，我安静下来，想起肖敬当时的评价。他说我是现实主义，陈燃是理想主义，可能有一定道理。
为了竞选宣传委员，给自己树立了当记者的梦想，转念就改成当大队委员；为了逃避高数，考研进报社实习，遇到阻碍，也不出所料地调转了方向。
没有理想的人平凡又现实。
至于陈燃呢，我早知道她会成为优秀的记者。晚上翻手机，看到肖敬也发了一则朋友圈。
他说：听说社里乱套了，一晃好像回到七年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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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 年暑期，依旧在实习。那是很平常的一天，开选题会，我和陈燃在报社楼下碰见了，一起进门的时候，留意到一个老太太。
身材佝偻，头发半白，满脸褶子，表情痴钝。大夏天穿了件长袖衬衫，款式很像 80 年代女工着装，好几处洗脱色了。
她蹲在报社边的台阶上，离遮阳的门廊几步之遥，抱着一张黑白照片，和一块写着大字的纸板。我俩不约而同慢下步子，看清楚上面的字：
还我公道。
实际上报社门口常常出现这样的人，用笨拙徒劳的方式寻求曝光。时代走得太快，把他们远远甩在身后，网络话语空间扩大，对另一部分人来说是越发求助无门。
目光相接，读懂了对方的想法。陈燃无奈说：“我感觉她要中暑了，一点阴凉都没有。”
“因为保安不会让她靠近啊。”我叹口气，左顾右盼道，“咱们也管不了，要不给她买瓶水吧。”
看看表，时间尚早，我做了第一个错误决定。我俩在附近便利店买了矿泉水，递过去，被婉拒了。
她问我们是不是记者，眼睛浑浊但殷切。
当时光污染那篇稿子已经见报，陈燃回答是实习记者，被她小心翼翼握住手腕，像是抓住救命稻草。
我们俩站着，她蹲着，那种被仰望恳求的滋味特别难受，让人自然而然屈下膝盖……后续发展就是接二连三的错误。
我和陈燃花了 15 分钟听她讲述种种不公，由拆迁引发的一系列悲剧：活了大半辈子，家和亲人都没了，跟社会脱节，讨要公道四处碰壁。
她说，报社里的记者都是文化人，她信得过。
学新闻是为了什么？是不是该努力把这世界的沟壑填平一点！那种使命感冲上脑门，真能把人席卷得渣都不剩。我俩躲过保安，把老太太偷偷带进了社里，信誓旦旦要请肖敬主持正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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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果不如人所料。老太太没有呆在座位等我们，而是冲进了选题会现场。她信得过记者，大概信不过实习记者，得到伸冤的机会，就要用自己“闹”的经验。
我和陈燃傻眼了，但根本拦不住，很快就失控了。她抱着照片做到会议桌上哭嚎，去抓那些记者讨公道，嘴里喊着要去死之类的话，好像真的一仰头人就要过去。
没人敢动她，年纪大了，都怕闹出人命。混乱争执中，老太太不知道从哪掏出一把纸钱往空中撒，一瞬间所有人都定住了，黄色的纸钱飘到头上，落在桌上，又被踩在脚下。
肖敬气到冒烟，大骂：“你们俩给我出去！叫保安！报警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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