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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0年11月。 此时的孟绍原，身上又多了一个新的职务： 国民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上海分部主任。 这是一个成立不久的政府组织。 其任务为： 不惜一切代价干扰日伪广播攻势！ 在抗战前线，日军常组织播音队来配合作战。 1938年12月，日军在上海编组播音队两队，每队辖3个班，每班配播音机6架，由牧野芳秀大佐与泽田尾助大佐分别担任队长。 他们乘船经湖北武汉转往前线开展广播工作，借以动摇中国士兵的抗战决心。 除此之外，日伪还经常盗用国民政府中央广播电台的频率，造谣惑众。 面对日伪的广播攻势，中国广播机构奋起反击，用各种无线电设备对日伪广播实施干扰。对于干扰无线电电波的原理，国人在数年前便有认识。 中国的广播电台在全面抗战前有100座左右，但除了功率号称“东亚第一、世界第三”的国民政府中央广播电台外，其他电台都微不足道，且大多分布在沿海地区，战火一起，几乎损失殆尽。 全面抗战爆发后，国民政府迅速利用内迁的广播设备，在湖北汉口、云南昆明等地建设广播电台。 随着中国的广播力量不断增强，各广播电台开始用多种语言对国内外开展宣传，对内鼓舞民心士气，对外争取他国支持。 在广播干扰方面，添置了部分专用的广播干扰机，一些大的电台采购备用的广播机，在需要时即可充当干扰机。经过几年建设，中国有了干扰敌人广播的能力。 1940年3月，在国民政府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中，主任委员陈果夫提出《干扰敌伪电台广播谬说案》，建议各电台联合对日伪电台实施干扰。 该提案经会议审议通过后，由国民政府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立即分函各相关机构，并得到鼎力支持。 8月，国民政府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潘修睿到达上海，指导监督上海广播工作。 军统局上海区电讯科科长虞雁楚被任命为其助手。 孟绍原对广播工作虽然是外行，但亦下令，不惜成本，协助其完成工作。 9月中旬，潘修睿、虞雁楚联手，首次对敌广播进行干扰，但效果不太明显。 随后，孟绍原赶赴南京，组织丹阳起事。 10月，全新的由欧美进口，转经香港的大功率干扰器、广播机运抵上海。 上海广播事业筹备处工作人员亦增加到五十三人。 其中过半数为高薪聘请之专业人士。 潘修睿信心大增。 在向孟绍原表达感激的时候，这位军统局苏浙沪督导处、上海区的区长这么回答他： “无它，有钱尔！” 无它，有钱尔！ 有钱，能够为所欲为！ 有钱，我能够买到最新式的机器，能够聘请到最专业的人才！ 有钱，任性！ 在桐工作失败后，汪精卫派周佛海去日本乞求日本承认。同时，伪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推汪精卫正式出任伪国民政府主席。 由此，汪精卫决定在1940年11月10日，发表广播演讲，日方亦将进行呼应。 重庆方面，已决定全力以赴展开干扰工作。 而对上海的要求同样如此。 不许让汪伪政权此次和日方交欢广播，在上海得到传播！ 11月4日，改上海广播事业筹备部为上海分部，任命孟绍原为主任，潘修睿为顾问。 第二次对敌广播干扰行将开始！ 对于孟绍原来说，这也是个全新的挑战。 这是一个他几乎完全陌生的事业。 “放手去做，要什么，我给你们什么。” 这是孟绍原对潘修睿和虞雁楚说的唯一一句话。 自从他在灵安镇一举格毙川本小次郎后，上海日伪士气低弱，闻孟绍原之名而心惊。 汉奸反水事件不断发生。 就情报工作来说，日伪在上海已经陷入到了一个全面低潮之中。 按照影佐祯昭的话来说： “此为我毕生之黑暗时刻。” 日伪选择了避战。 军统和日伪之间在上海自开战以来从未停止过的斗争，似乎一下子偃旗息鼓了。 甚至有的时候，军统肆意挑衅，日伪方面也选择了当缩头乌龟的战略。 【看书领红包】关注公..众号【书友大本营看书抽最高888现金红包！ 孟绍原倒一下子无事可做了。 没挑战的日子，不好玩。 这次电台干扰，又一下子让他转移了注意力，好像发现了新大陆。 问题是，他对这方面一窍不通。 真真正正纯粹的大外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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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章未完，点击下一页继续</p> 随着干扰作战越来越近，孟绍原一有空，就钻进了新成立的广播作战室，问东问西。 虞雁楚本来倒也是不反对的，问题是，有人的时候倒还好，没人的时候，他孟少爷真正的是上下其手，揩油揩得不亦乐乎。 简而言之，就是一个臭流氓！ 就好像现在，作战室里的人去吃饭了，就剩下了孟少爷和虞雁楚两个人。 于是乎，他孟少爷又开始不老实了。 一把抱住虞雁楚，手放在不该放的地方上，真真正正的像个臭无赖一样：“小姐姐，中午吃什么？” “你滚开啊。”虞雁楚挣脱几下都没能挣脱开：“谁信誓旦旦的发誓说以后要改邪归正了？” “谁？哪个小狗说的？”孟绍原嬉皮笑脸。 虞雁楚哭笑不得：“以后你说的话，要通过广播，让全上海的人都当证人才行！” “我怕什么？”孟绍原的样子看起来是一点都不在乎：“有本事你去广播啊！” 忽然，他揩油的手停了下来，眼睛直勾勾的。 “喂，你怎么了？” 虞雁楚好不容易挣脱，一转身，看到少爷这样子，反倒吓了一跳：“发癔症了？” “我在想，广播干扰，是让其失声。”孟绍原怔怔地说道：“如果在干扰的同时，让我们的声音使得全国人民都听到，至少让全上海人听到，会是什么样的效果？” 虞雁楚也是一怔，随即说道：“那将会是最强音！眼下，丹阳起事刚刚结束不久，各地军民抗战士气正盛，如果在这个时候，适当有一篇鼓舞士气的演讲出现，其意义不言而 -->>
1940年11月。 此时的孟绍原，身上又多了一个新的职务： 国民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上海分部主任。 这是一个成立不久的政府组织。 其任务为： 不惜一切代价干扰日伪广播攻势！ 在抗战前线，日军常组织播音队来配合作战。 1938年12月，日军在上海编组播音队两队，每队辖3个班，每班配播音机6架，由牧野芳秀大佐与泽田尾助大佐分别担任队长。 他们乘船经湖北武汉转往前线开展广播工作，借以动摇中国士兵的抗战决心。 除此之外，日伪还经常盗用国民政府中央广播电台的频率，造谣惑众。 面对日伪的广播攻势，中国广播机构奋起反击，用各种无线电设备对日伪广播实施干扰。对于干扰无线电电波的原理，国人在数年前便有认识。 中国的广播电台在全面抗战前有100座左右，但除了功率号称“东亚第一、世界第三”的国民政府中央广播电台外，其他电台都微不足道，且大多分布在沿海地区，战火一起，几乎损失殆尽。 全面抗战爆发后，国民政府迅速利用内迁的广播设备，在湖北汉口、云南昆明等地建设广播电台。 随着中国的广播力量不断增强，各广播电台开始用多种语言对国内外开展宣传，对内鼓舞民心士气，对外争取他国支持。 在广播干扰方面，添置了部分专用的广播干扰机，一些大的电台采购备用的广播机，在需要时即可充当干扰机。经过几年建设，中国有了干扰敌人广播的能力。 1940年3月，在国民政府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中，主任委员陈果夫提出《干扰敌伪电台广播谬说案》，建议各电台联合对日伪电台实施干扰。 该提案经会议审议通过后，由国民政府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立即分函各相关机构，并得到鼎力支持。 8月，国民政府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潘修睿到达上海，指导监督上海广播工作。 军统局上海区电讯科科长虞雁楚被任命为其助手。 孟绍原对广播工作虽然是外行，但亦下令，不惜成本，协助其完成工作。 9月中旬，潘修睿、虞雁楚联手，首次对敌广播进行干扰，但效果不太明显。 随后，孟绍原赶赴南京，组织丹阳起事。 10月，全新的由欧美进口，转经香港的大功率干扰器、广播机运抵上海。 上海广播事业筹备处工作人员亦增加到五十三人。 其中过半数为高薪聘请之专业人士。 潘修睿信心大增。 在向孟绍原表达感激的时候，这位军统局苏浙沪督导处、上海区的区长这么回答他： “无它，有钱尔！” 无它，有钱尔！ 有钱，能够为所欲为！ 有钱，我能够买到最新式的机器，能够聘请到最专业的人才！ 有钱，任性！ 在桐工作失败后，汪精卫派周佛海去日本乞求日本承认。同时，伪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推汪精卫正式出任伪国民政府主席。 由此，汪精卫决定在1940年11月10日，发表广播演讲，日方亦将进行呼应。 重庆方面，已决定全力以赴展开干扰工作。 而对上海的要求同样如此。 不许让汪伪政权此次和日方交欢广播，在上海得到传播！ 11月4日，改上海广播事业筹备部为上海分部，任命孟绍原为主任，潘修睿为顾问。 第二次对敌广播干扰行将开始！ 对于孟绍原来说，这也是个全新的挑战。 这是一个他几乎完全陌生的事业。 “放手去做，要什么，我给你们什么。” 这是孟绍原对潘修睿和虞雁楚说的唯一一句话。 自从他在灵安镇一举格毙川本小次郎后，上海日伪士气低弱，闻孟绍原之名而心惊。 汉奸反水事件不断发生。 就情报工作来说，日伪在上海已经陷入到了一个全面低潮之中。 按照影佐祯昭的话来说： “此为我毕生之黑暗时刻。” 日伪选择了避战。 军统和日伪之间在上海自开战以来从未停止过的斗争，似乎一下子偃旗息鼓了。 甚至有的时候，军统肆意挑衅，日伪方面也选择了当缩头乌龟的战略。 【看书领红包】关注公..众号【书友大本营看书抽最高888现金红包！ 孟绍原倒一下子无事可做了。 没挑战的日子，不好玩。 这次电台干扰，又一下子让他转移了注意力，好像发现了新大陆。 问题是，他对这方面一窍不通。 真真正正纯粹的大外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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